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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河北涿鹿教改风波调查(转载)  

2016-08-15 22:17:30|  分类: 舆情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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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河北涿鹿教改风波调查(转载) - bzwenxinjiayuan - 温馨家园的博客





 
    2014年涿鹿县教改开始后,涿鹿中学成为一个重要的试验田,郝金伦每天都要到这里巡查一遍。(南方周末记者 翟星理/图)

    家长们的质疑集中在“三疑三探”大幅缩减了教师讲课时长,这将对考试成绩产生致命打击。“这些家长就认为一堂课老师从头讲到尾,他花的钱就值了,多讲一分钟他就赚了。”

    2016年涿鹿中学的高考成绩呈现爆发式增长,郝金伦将其归结为“三疑三探”教法的成效。“同样的老师,不同的教法,如果不是‘三疑三探’,我找不出其他原因。”

   “在当前形势下,县委叫停全县教学改革,我想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作为党员,我举双手赞成。”在辞职信里,郝金伦仍然坚信他自己推行的教改,“成绩摆在那儿”。

    一场推行于冀北小城涿鹿县的教学改革,因其主导者县教科局长郝金伦的辞职而变得全国闻名。

    这场名为“三疑三探”的教学改革,发源于河南西峡县,在当地大获成功后被国内多所学校复制。2014年,“三疑三探”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实施。

    改革一度在涿鹿教育系统掀起一阵学习热潮,然而,越来越快的推进速度也引起一些一线教师的反思。涿鹿县一位公立学校管理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推进越深入,对传统教法的舍弃越彻底。”

    学生家长们对教改则直接表达出了不满,他们担心孩子的成绩受影响。两年时间里,逐鹿县教改遭遇过两次大的反对浪潮,以及一次群体性事件。郝金伦也曾试图改变舆论走势,但他承认,“始终没有办法说服那些不愿意被说服的人”。

    2016年7月5日,涿鹿县委县政府叫停了“三疑三探”改革,作为改革推动者的郝金伦,则于一周后辞职。8月初,南方周末记者实地探访涿鹿县,采访该县教育系统相关人士,并对话郝金伦本人,试图勾勒出这场教改风波的真实面貌。

    8月4日,《人民日报》针对涿鹿教改发表题为《树人需百年,改革要耐心》的文章称,“教育改革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要有足够的耐心。”8月9日,涿鹿教科局一位副局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教科局短期内估计不会有大动作,以稳为主,先度过这次风波。”

   “改革的核心目标就是减负增质”

    涿鹿县此次教改的直接动因是县教科局局长的更换。

    2013年8月,40岁的郝金伦调任县教科局局长。郝金伦此前在乡镇工作,曾跟他共事过的一位干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郝金伦最初在团县委任职,后下乡镇锻炼。在乡镇任职期间,郝金伦以实干和倔强闻名,“有一次,他觉得上面一项政策不合理,就称病休假了。”

    郝金伦在乡镇的工作作风也延续到了教科局长任上。上任不久,他就发现涿鹿中小学教育方法存在弊端,“教改课改搞了那么多年,但教学实际上还是以‘满堂灌’、‘题海战术’为主。”郝金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学生学得那么苦,老师教得那么累,考试成绩还那么差,一年全县的公立中学考上一本的就二三十人。”

    郝金伦想寻找一种既可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又能显著提高考试成绩的教学方法,河南省西峡县第一高级中学的“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进入了他的视野。2009年,西峡一高在时任校长杨文普的主导下实行“三疑三探”。两年后高考时,这所学校一本上线率和本科上线率分别达到惊人的71%和94%。

    涿鹿县教科局副局长许世民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郝金伦对“三疑三探”非常推崇,不但率队到西峡一高参观学习,还把杨文普请到涿鹿对校长和老师们进行培训。

   “张家口全市四百多万人口,西峡县四十多万人口。我们一个市考上清华、北大的人数,都没有西峡一高一个学校的人多。”在郝金伦看来,推行“三疑三探”有足够的理由,“2015年涿鹿全县考上一本的只有118人,是西峡一高的零头。我们的孩子智力水平和他们差不多,这说明什么?说明张家口和涿鹿的教法根本不对。”

    在郝金伦就任教科局局长9个月后,涿鹿县的教改正式实施。

    2014年5月22日,涿鹿县教科局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工作的实施方案》(下称《方案》),提出在涿鹿推广学习力提升技术,思维可视化技术,元认知心理干预技术,学习方法指导及“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等五项技术。按照《方案》设置的三年规划,涿鹿县公立学校从小学到高中都要实现不同程度的发展目标。

   “‘三疑三探’只是这轮教改的五项技术之一,而且《方案》给了涿鹿一年的适应期,适应期内学校推行五项技术以试点示范为主,每个年级选出一两个班级试行,而非全面铺开。”郝金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认为这算是‘温柔的一刀’,改革的核心目标就是减负增质。”

    推行两个月,开始遇到阻力

    教改开始后,郝金伦的工作状态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

    涿鹿县教育系统一位要求匿名的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郝金伦每星期至少读两本教育方面的专业书籍,他把自费购买的书籍放在教科局,要求教育系统人员借阅,除了一线教师,连教科局行政人员也要去阅读。“局长发话了我们不敢不借”,但他也承认,郝金伦在涿鹿县教育系统掀起了一场少有的学习热潮。

    然而,学校方面对这次改革的反应并不热烈。涿鹿县教科局副局长许世民介绍,经过多次教改、课改的涿鹿对这次改革的态度相当冷静,“‘三疑三探’本身是国家课改的成果之一,我们要观察它是否适合涿鹿的教育现状。”

    涿鹿中学一位不愿具名的教师至今记得第一次用“三疑三探”给学生上课的情景:一个五十多人的班级,5人一组把课桌摆在一起;每个小组分配教学任务中的一小部分知识点,学生用20分钟时间设疑自探;不同于传统教学,老师并不会提前让学生预习,而是让他们在课堂上现场自学。

    之后是解疑合探,在这个环节,老师让每个小组的学生上讲台讲述几个知识点。小组展示完成,全课的知识点也展示完成。最后一个环节是质疑再探,以教师讲述为主,一般只有十几分钟时间。

    经过两个多月实践,这位教师认为,“三疑三探”和其他四项教学技术确实能提高一部分学生的学习效果,但是它的局限性也逐渐凸显,“这次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减负,事实上并没有解放学生,只是变了课堂形式,学生仍然学得很累很苦。”

    改革也引起一些学生家长的担忧。许世民回忆,改革开始两个多月后,陆续有学生家长向学校表达对新教法的不信任,“考试成绩要是不提高反而下降了,是老师负这个责还是学校负这个责?”

    郝金伦承认,改革开始前他就明白肯定会遇到阻力,但是刚推行两个月就有杂音出现,“我真没想到阻力会这么大”。

    然而,郝金伦依然强力推动。“2015年春节过完,郝局就有点着急了,推的速度有点快了,原来是小学三年级以上施行,很快就变成一二年级也要参与了。”前述要求匿名的涿鹿教育系统人士说。

    一位与郝金伦私交甚笃的北京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与他交流时,郝金伦经常表露出时不我待的心情,“我跟他说教育是慢的艺术,是等的艺术,他说涿鹿的孩子等不了。他是那种拿生命做教育的人。”

    “我只需要反对我的人”

    家长给学校和教科局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2015年春节后,不断有人在百度贴吧表达对此次教改的不满。

    2015年7月,郝金伦决定主动出击,“与其让家长们天天骂我,不如面对面把道理讲清楚。”在郝金伦的授意下,涿鹿县城的公立学校向学生家长发了调查问卷。问卷只有一个问题,即是否同意参与教改。

    7月初的一个傍晚,教科局请不同意参与教改的家长,到涿鹿县实验小学操场上参加交流会。当天到场的家长有一千二百多人,“我的一个副局长问我,要不要再叫来七八百支持我们的人,以免现场一边倒。我说不用,我只需要反对我的人。”郝金伦说。

    涿鹿县初级中学校长宋秀双出席了这场大约两个小时的交流会。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家长们情绪比较激动,离主席台距离近的人与郝金伦进行了激烈辩论,“后排一些家长跑到前排去和他争辩,现场一度非常混乱”。

    家长们的质疑集中在“三疑三探”大幅缩减了教师讲课时长,这将对考试成绩产生致命打击,“这些家长就认为一堂课老师从头讲到尾,他花的钱就值了,多讲一分钟他就赚了”。郝金伦对家长解释,“三疑三探”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提高考试成绩的有效方法,而且能调动学生举一反三的自主学习能力。

    可是家长们并不买账。“一个家长问我,9-3=6,让我孩子举一反三自学,3-9孩子也能算出来吗?”郝金伦哑口无言,“这个家长连负数的概念都不知道,我没办法跟他交流教改,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

    交流会宣告失败,郝金伦最终选择了妥协。从2015年秋季开始,涿鹿县实验小学、涿鹿县初级中学停止“三疑三探”教学模式。不过,涿鹿县初级中学校长宋秀双说,这次改革中一些适合学生的教法保留了下来,“比如思维可视化技术”。

    上述涿鹿县教育系统匿名人士认为,有百年历史的涿鹿县实验小学是全县最好的小学,而涿鹿县初级中学的三千多名学生占了全县初中生人数的30%,“这两所学校的退出对这次教改打击重大。”

    郝金伦虽然心有不快,但仍继续推进教改。涿鹿中学一位不愿具名的管理人员透露,为了搞好最重要的一块试验田涿鹿中学,郝金伦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这所高中的教改工作中。

    根据“三疑三探”原理,涿鹿中学发展出一些受到师生欢迎的教法,“比如链条式提问,每门课程的骨干教师拼一桌,让全年级的学生带着问题轮流来提问。”这名管理人员说,此法推出之后,学生在老师办公室门口排起长队等待提问,涿鹿中学的教改再次呈现出火爆局面。

    也有人对郝金伦的做法给予肯定。2016年初,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专家黄坚到涿鹿县偏远的卧佛寺小学考察。这所实行“三疑三探”教法的学校,90%的学生是留守儿童。

   “从这群孩子的穿着看明显很穷,一些女孩子头发七八天没洗,小脸都很脏,但他们都跟我热情地打招呼,不是害羞地跑开。”黄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因为他们上的是疑探课堂,在自学和群学之中,孩子们得到的不仅是知识的成长。”

    从卧佛寺小学出来,见到黄坚“感动得掩面而泣”一幕时,郝金伦感到十分欣慰。

    涿鹿县的教改传统

    早在上世纪80年代,距离北京市仅130公里的涿鹿县就已经成为教育改革的尝试者。

    当时,涿鹿县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下称中央教科所)合作,成为后者的课题实验县。涿鹿县教科局副局长许世民介绍,“这次教学改革的核心在于通过集中师资、大量阅读、提高写作能力等方式提高语文学科的教学质量。为了保证教改效果,涿鹿将语文教材换成中央教科所要求的辽宁黑山版。”

    上世纪90年代,涿鹿继续推进教改,他们引进了北京特级教师宁鸿彬的教学法。为了验证授课效果,县教科局邀请宁鸿彬来涿鹿给两个班级的初中生讲了90分钟的《挖荠菜》。许世民记得,那次授课大获成功,之后涿鹿开始推广这种教学法,宁鸿彬培养的两个涿鹿教师至今还在涿鹿县教科局负责教学研究工作。

    2002年,已经参与教改十多年的涿鹿县成为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省级实验县,至2013年完成第一轮课改。许世民说,得益于持续11年的国内知名教育专家培训和课程专家的手把手指导,这轮课改从根本上改变了涿鹿教师队伍素质不高的面貌。

    按照涿鹿县教科局的规划,接力这轮课改的措施原本是2012年引进的北师大教授何克抗牵头的一项国家级课改实验。当郝金伦就任教科局长之后,“这项国家级课改实验推行了一段时间后,实际上就暂时搁置了。”许世民说。

    郝金伦在推行“三疑三探”两年后,终于遇到了最大的反对声。2016年7月5日上午,两百多名学生家长到涿鹿县政府门口表达诉求,要求罢免郝金伦的局长职务,主要理由有两条:打击不支持“三疑三探”的校长,人事任免不走组织程序。

    郝金伦回忆,当天下午涿鹿县委11名常委召开紧急会议,要求他列席汇报情况。他从教科局拿了一份事前的调查问卷——120个填写问卷的家长,只有4个反对“三疑三探”。郝金伦本来想用数据向县委领导汇报,但最后还是没能进入会场。

    7月5日,涿鹿县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全面停止“三疑三探”模式教学改革。此外,县委成立专门工作组深入到学校、教师、学生、家长之中进行调查研究,对当前存在的问题给予研究解决。

   “搞教改这两年,我确实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但是,郝金伦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他对家长的指控全盘否认,“我任期内的所有人事任免均经局务会备案。”

    7月10日,郝金伦决定辞职,他拿着辞职报告找到涿鹿县委组织部部长,“交完报告就走了”。郝金伦辞职后,一封写于7月12日的辞职信在百度涿鹿吧成为热帖。

    “在当前形势下,县委叫停全县教学改革,我想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作为党员,我举双手赞成。”在这封信里,郝金伦仍然坚信他自己推行的教改,“我认为,目前我们全县教育是一派欣欣向荣……成绩摆在那儿。”

    争议“三疑三探”

    2016年8月,正值暑期,除了高三复读班,涿鹿县城的学校都空了。

    涿鹿县初级中学的公示栏上,还留存着教改时期的产物:上面贴着学生思维可视图的优秀作品,其中一幅以一头鲸为中心,树状的思维发散图从哺乳动物一直拓展到鸟类。

    尽管郝金伦已经辞职,但围绕这场教改的争论仍未平息。在2016年高考中,涿鹿中学一本上线93人,二本上线519人。2015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只有44人、189人。

    郝金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将高考成绩的爆发式增长归结为“三疑三探”教法的成效,“2015年的高三学生没有经历过‘三疑三探’,同样的老师,不同的教法,如果不是‘三疑三探’,我找不出其他原因。”

    涿鹿中学在当地最大的竞争对手是私立的北晨学校。该校2016年高考成绩与涿鹿中学旗鼓相当,一本上线97人,包括涿鹿县文理科状元,二本上线493人。北晨学校一位不愿具名的管理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2015年之前,无论从本科上线人数还是增长率看,北晨学校都大幅度领先涿鹿中学,“涿鹿中学教改之后,去年迅速缩小了差距,今年直接秒杀我们。”

   “教法对资质好的学生来讲成效不明显,但是对中等资质者产生的效益最大。”在上述北晨学校管理者看来,涿鹿中学教改的成功之处在于,“挖掘了一大批中间水平的学生,直接导致二本上线率增长幅度接近200%。”

    在上述涿鹿县教育系统内部人士看来,外界对涿鹿“三疑三探”最大的误解是将其理解为一种课程模式,但实际上,教改后期涿鹿对其进行过诸多拓展,“比如2016年高考之前,县教科局把曾军良、葛业兴、王大绩等名师请到涿鹿中学为高三学生授课,主要目的就是结合现有教法提高考试成绩。”

    对于涿鹿中学2016年高考成绩大幅提高,县教科局副局长许世民并不认为这完全是“三疑三探”的功劳。在他看来,这届考生读高一时,用的是涿鹿自创的“三环五步”教学法,高三阶段则是全面复习,“他们实际尝试‘三疑三探’只有高二一年的时间。”

    许世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学生、老师、课程、办学条件、家庭教育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一个考生的高考成绩,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老师和学生。”

    谈及教改前景,许世民坦言,无论从国家政策还是涿鹿自身需要,改变不会停止,“我们也在反思。教育有它自身的规律,无论下一步怎么改革,都要稳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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