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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阅读:通往低智社会之路(转载)  

2016-11-03 22:23:24|  分类: 知见知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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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与上学无关,那是另一码事:读——在校园以外,书——在课本以外。读书来自生命中某种神秘的动力,与现实利益无关。而阅读经验如一路灯光,照亮人生黑暗,黑暗尽头是一豆烛火,即读书的起点。

                                                   ——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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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每一个现代人来说,幸福无疑是最后一件奢侈品,它昂贵到用多少金钱也买不到,而且它的保质期特别短暂,根本无法永久保存。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金钱往往是最低层次的需求,更高的情感、尊重、审美、求知和自我实现,却是金钱无法购买的。对人类来说,生命的标准越高,就越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健美的身体、机敏的头脑、朴素的生活、高尚的思想、雅致的审美、敏锐的感知、精细的情感反应,这些东西绝不是金钱可以提供的。金钱可以制造消费,但无法填补人们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亨廷顿认为,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民主化、教育以及传播媒介的参与等,“现代化是一个多方面的变化过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活动的一切领域。”(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00多年来,东方各地只是接受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以及相应而生的世俗化和城市化,但西方文明中最为核心的现代理念和价值观,比如理性、法治、民主和人权等等,却始终遭到拒绝和排斥。对古老的东方来说,最大的悲哀是,既无法回到过去,也不愿走向未来,因此处处弥漫着一种虚无与冷漠。

    虽然智慧的瓶颈依然无法逾越,但知识正以前所未有的民主程度走向大众化。正如房龙所说,“通过读书,人们可以通晓历史,预知未来。只要潜心读书,我们就会更好地理解人类不断增长的‘国际合作’的现实。”

    阅读的历史

    在纸质书出现之前,中国人使用竹简和木简,如“学富五车”;孔子周游列国载了半车书,实际不过几本书而已。数字化的电子书比纸质书的出现更具革命性,文字影像构成的思想已经彻底摆脱了实物状态,以比特的形式抽象化存在和传播,汗牛充栋已经成为往事。有一天我们将怀揣着一个硬币大小的软盘,它存储着相当于国家图书馆的全部藏书。

    人类社会从进入印刷书时代出现以来,先后经历过五次关于书籍消亡的“危机”:第一次是报纸的出现,第二次是电影的出现,第三次是广播的出现,第四次是电视的出现,第五次是电脑和互联网的出现。朱大可先生在《书店的涅槃》一文中如此警告,“基于技术形态的改变,中国书业尚未走向成熟,就已面临第二次严重的危机。在数码技术垄断一切的时代,传统出版业、实体书店和纸质阅读如何生存,成为所有图书从业者的最大难题。”事实上,对阅读构成真正威胁的与其说是进步的技术,不如落后的权力。一位出版家这样说,人类出版文明一路走下来,泥板可以替代,甲骨可以替代,竹简可以替代,帛书可以替代,但纸质书似乎不可能被电子书完全替代,因为它的艺术品质是不可替代的。(俞晓群《书装,需要补上的一课》)。

    19世纪以来,书籍生产一直是德国真正的工业活动。作为谷登堡革命和宗教改革的发源地,德国至今仍然在印刷领域保持着世界垄断地位;在中国,“海德堡”几乎就是印刷厂的代名词。(德国海德堡印刷机械股份公司是世界最大的高品质自动印刷设备制造厂家,占有43%的全球市场份额。)事实上,德国本身也是顶级机器的代名词,中国人对奔驰和宝马有着近乎宗教的崇拜。但在德国人心目中,只有图书才是显赫的。正是读书的滋养,才培育了德国人严谨的态度和缜密的思维。统计显示,2013年德国人购买了42亿欧元的纸质书和电子书(当然,这不包括各种学校教材和教辅考试书)。在德国整个文化娱乐业中,图书独占半壁江山,几乎是其它如音乐、游戏、软件、电影、电视、录像等的市场总和。

    早在18世纪,德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就曾掀起一场被称为“阅读革命”的阅读实践。德国人自古爱书如命,书店多,书痴更多;纳粹时期和民主德国时期,许多读者不惜冒着坐牢的危险读禁书。在书籍审查制度结束之后,德国图书出版业数十年来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法兰克福书展已经全世界图书出版业的奥林匹克。 

    作为一种“绅士的生意”,西方传统出版的灵魂是观念先导,奉行智性、审美和社会价值,其初衷并不是为赚钱。在近二三百年间,欧美出版业的年利润率甚至低于银行存款利率,但仍有许多精英出版人乐此不疲。

    对出版商来说,他虽依赖于人们买书,但并不依赖于人们读书;实际上,现代人买书更多是为了查询而非阅读。据统计,全世界每年新出版的图书数量达到64万种,而中国以30万种独占鳌头。对于大量粗制滥造的书籍,中国古代有“祸及枣梨”的说法,意思是白白糟蹋了刻版的枣木和梨木;现代的危害已经不限于枣梨,而是祸及整个森林。1978年,世界出版图书75万种,中国为1.5万种;1972年,世界出版图书50万种,中国还不到2500种。(见《语文现代化》,1980年第4期,第211页。)文革时期图书是如此稀缺,以至于手抄书成为普遍现象。周恩来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时(1971年4月12日)说:

    你们的出版计划中有没有历史书籍?现在书店里中国的外国的历史书都没有。……一面说青年没书读,一面又不给他们书读就是不相信青年人能判断。无怪现在没有书读了,这完全是思想垄断,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471页。)

    据李泽厚先生统计,从“五四”运动到上世纪末,中国翻译引进的西方书籍共计106800册,中国书籍(包括古籍)被西方翻译引进的仅为800多套。

    不读书的中国

    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从未经历过印刷革命和启蒙运动。直至40年前,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文盲占大多数的农村国家(农业不需要文字)。随着现代化的到来,广播、电影、电视迅速成为中国的主流媒介,从而跳越过了印刷化的阅读阶段。从本质上来说,实用性的教科书、医学保健、各种工具书以及成功学官场学等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阅读”范畴,真正的阅读是一种严肃的生活方式,甚至说是修行。

   麦克卢汉认为,以书面文字为主的印刷品属于冷媒体,以口头语言为主的广播电视电影属于热媒体,前者偏重于知识信息和逻辑推理,后者偏重于戏谑娱乐。与中世纪的聆听型公众不同,现代公众往往是阅读型的。对早期工业化国家来说,在广播电视普及之前,普遍经历了二三百年和数代人的阅读时期,因而养成了阅读和思考的习惯,而中国在现代进程中恰恰缺失了这种书面化的阅读传统与阅读训练。即使当下,很多中国作家常常不得不从书桌走向讲台。在中国社会人群中,普遍存在阅读障碍和表达困难,这严重损害了人的逻辑理性思维能力,从而使狂热的群氓主义和暴民运动泛滥成灾。

    学贯中西的许倬云先生颇为痛心地指出,中国人在接受现代新文明的过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将自己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和社会伦理的精华都逐渐遗忘了;犹如邯郸学步,人们忘了“故步”,只得“匍匐”而行了。传统文化的修养和智慧几乎已丧失殆尽。

    读书是一种复杂的脑力活动,缺乏阅读必然导致思考能力和分析能力的低下。在2014年“世界读书日”发布的官方报告中,中国图书总印数达到79.3亿册,平均每人超过5本,而人均图书阅读量却不到5本(如果除去教科书,这个数字会更低)。这个数字远远低于韩国11本,法国20本,日本40本,美国50本,以色列64本。

    常常有人问: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不读书?这或许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或者说伪命题。从历史角度来说,“大多数人读书”本身就是现代西方新教的特性和观念,“阅读社会”在新教地区之外几乎是不存在的。犹太人读书同样出于宗教习惯。西方文明常常被称为“两希文明”,即希腊和希伯来,后者指新教文明。日本宗教不兴,但自古就有向外来文明学习的传统,这是一种虚心而独特的民族特性。在中国,虽然有古老的印刷术和敬惜字纸的传统,但读书始终只是极少数人的事情,这些人被特别称为“读书人”。中国最普遍的书是神巫性的黄历,这与西方世界博大精深的《圣经》不可同日而语。对勉强糊口的大多数人(特别是农民)来说,即使没有读书的条件,也实在没有读书的必要,更不用说读书的兴趣。若没有科举,中国读书人一定会更少。

    在当下中国,书籍无疑算得上是性价比最高的商品。(最近20年间,中国人均收入和房价几乎上涨了10倍,但书价并没有明显提高,相对而言,等于书籍价格下降了90%。)但即使书籍全部免费,也不会使一个不读书的人去看书。在很多人眼中,书基本上就是废纸的意思,书也只有作为废纸的时候才有价值。事实上,如果一个人只是追求现实的“成功”,读书不仅帮助不大,或许还会形成一种阻碍,所谓“刘项原来不读书”。马斯洛认为,人在满足了温饱、安全、体面等需求后,必然会产生基于求知和审美的阅读需求。现代不仅是一次物质革命,也是一次精神革命。因此有人乐观地认为,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普遍超越了衣食住行的贫困,或许会等来一个前所未有的阅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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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乐至死

    据统计,中国人均每天读书不到13分钟,但看电视的时间超过3小时。有人因此抨击中国人之所以不读书,是因为沉迷于电视,实际上,中国人消耗在电视上的时间并不比英国人多。统计数字说,2013年英国人均每天看电视时间为3小时55分30秒。现代人每天花在电视和互联网的时间长达数小时,却难得跟自己的家人说上一两句话。随着智能手机的深度介入,这种“机器隔离”还在加剧。麦克卢汉毫不讳言地说:“我讨厌机器,厌恶城市,工业革命就是原罪的同义词,大众传媒就是堕落的同义词。”很多年轻人沉迷于电子游戏,网游成瘾就像海洛因一样,正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困扰。甚至有批评者将遍布大街小巷的游戏网吧与早年的鸦片烟馆相提并论。

    1960年,89%的美国家庭至少拥有一部电视机,这一代美国公民被称为“失落的一代”,他们完全在电视前长大。与上一辈人通过阅读获得抽象信息不同,“电视新生代”获得的是直观感受,天花乱坠的电视广告带给他们的是不信任和玩世不恭。电视颠覆了传统的阅读与文字,彻底抹杀了知识和思维的意义,人们从此得到最多的娱乐和最少的信息,这种强大的口头文化带给人们支离破碎的时间和被隔离的注意力。

    作为一种现代宣传工具,电视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它提供给受众的是内在于文化的意识形态谱系。宣传在国家权力方面所起到的作用,随着电视的普及而得到加强。按照安德森的媒介资本主义说法,电视与网络所创造的“电子资本主义”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印刷资本主义”。与孤独的阅读不同,大众化的电子传媒造就了一个“他人统治”的时代,一切东西都被“大多数”和“主流”磨平。

    娱乐是电视的主题,正如思想是书籍的主题。电视创造了一个庞大的现代娱乐业和体育产业,人类不仅变成彻底的室内动物,甚至成为沙发动物。尼尔·伯兹曼认为,印刷媒介有效地将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相隔离,由此“发明”了童年,而以电视为中心的媒介环境模糊了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界限,导致“童年的消逝”,即儿童的成人化和成人的儿童化。电视以不容置疑的姿态从父母的怀中夺走孩子;现代“孤儿”都在电视、电脑和手机的陪伴下长大,而父母只不过是替他们付账单的那个人。电视将人们带入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精英文化被大众文化淹没,沦为边缘化的小众文化,影像受众人数远超文字读者;电视通过控制人们的时间、注意力和认知习惯获得了控制人们教育的权力。尼尔·伯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写道:

    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丹尼尔·贝尔指出,当代大众文化正从印刷文化变成一种视觉文化,文化的聚合力遭到瓦解。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失去“共同阅读的传统”,同时也失去了普世文化,这就是速食主义时代。早在1881年,美国神经病学家乔治·比尔德就对电报和报纸提出警告:“我们匆匆忙忙就建立一个系统,浮光掠影地理解科学,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味求新猎奇。”针对“数字生存”带来的困惑,美国科技作家卡尔总结为“浅薄”,德国著名脑科学家施皮茨尔则用了“数字痴呆症”这个警告性的新词。余世存先生指出,“从大众社会到网络社会,文明的波浪一波波推进,知识的获取和致用之道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重要一环可能在于省略了苦行般的智力推理过程,直陈根本。”新兴大众传媒一方面带来了信息和知识的民主化,但同时也颠覆启蒙文化的理性思考,从而瓦解了民主本身。

    作为两个乌托邦作家,奥威尔担心文字狱和禁书,赫胥黎则担心无人读书;奥威尔害怕信息短缺,赫胥黎则担心被信息淹没。奥威尔预言“老大哥”通过机器监视着人们,精巧的机器沦为一种邪恶的权力技术和统治手段;赫胥黎则认为,人类失去自由和历史并非因为“老大哥”,而是人们过于依赖和崇拜那些使人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机器。

    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说过:“重要的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看见的东西。”阅读的意义在于通过文字激发思考,从而透过无处不在的“语言腐败”,去发现真相和真理。读书本身是没用的,但读书可以滋养心灵,健全人格。实际上,人类是唯一有文字的动物,而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区别就在于阅读与思想。让我们记住盲人歌手周云蓬的那句话:“走得再远,也是困守在自己的监狱里。只有好书能为我们提供越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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