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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晚年为什么写不出东西(转载)  

2015-09-25 09:00:58|  分类: 历史天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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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禺晚年为什么写不出东西(转载) - bzwenxinjiayuan - 温馨家园的博客
              1983年春,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亲临北京人艺,指导他的经典剧目《推销员之死》。曹禺邀请米勒到家里做客,其间拿出一封信,逐字逐句念给他听。信是画家黄永玉写来的,信中说:“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一旁担任翻译的英若诚为难了,这还翻吗?全都翻,曹禺说。在人艺演员蓝天野看来,这些话,说到了曹禺的心里。

    当《雷雨》遇上了阶级分析

    1933年暑假,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二楼阅览室里写出《雷雨》的曹禺,没想过它会成为“中国话剧百年一戏”。

    这个大户人家的乱伦故事在他的脑子里已经生长了5年,有些人物就活在他身边。比如繁漪的原型就是某同学的嫂子:南方人,会一点评弹,二十多岁嫁给同学的哥哥当续弦。丈夫是个木讷古板的工程师,满足不了她感情上、生理上的需求,于是她就跟小叔子好上了。

    曹禺花了很大功夫去写剧中人物的小传和札记。剧本中,每一个人物出场前,都有一段简短生动的介绍,文字相当漂亮。

    巴金是在北平三座门大街14号的一间阴暗小屋里,一气读完《雷雨》原稿的。他流泪了,但同时感到一阵舒畅,决意推动出版。

    《雷雨》很快被搬上舞台,郭沫若看后大加赞赏,李健吾评论: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今天,它在戏剧史上依然拥有突出地位。通常认为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戏剧走向成熟。

    1953年,成立伊始的人艺着手选排优秀剧目,想从院长的成名作《雷雨》开始。演周朴园的郑榕说,按当时搞运动的潮流,采取阶级分析法为《雷雨》中的人物排队:周朴园是极右,鲁大海当然是左……于是,扮演繁漪的吕恩哭了:我演了十几年戏,现在我不会演了。

    不能入戏的还有作者本人。1954年,新社会版《雷雨》上演,观众连夜排队,各地兴起复排热潮。有段录音记下了曹禺当时看戏后的心情—“舞台上的人物不是在我脑子里所想象的那个人物。”

    他的情感总被环境影响

    1952年,周恩来找曹禺长谈过一次,问起他的生活和创作情况。曹禺说,生活很好也很愉快,谈到创作却卡住了。从最近的一次创作《艳阳天》算起,他已经5年没有写出东西了。

   “中国有句话,江郎才尽。我不说才尽,我有没有才,真是个问题。一拿起笔来写现在,就感觉到肚子里一无所有。不像从前,拿起笔来顺溜极了。”研究者说,他知道应该怎么写,就不会写了,写出来,也就不会好。

    除去“文革”10年空白,三十多年里,曹禺成形的创作总共只有两部半。一部是《明朗的天》,写协和医院的一群知识分子接受改造,但写完后他感到荒诞:“我也是个‘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怎么写别的知识分子改造好了,实在是捉摸不透。”翻案之作《王昭君》是周恩来派下的任务,意在“歌颂民族团结”。《胆剑篇》是“集体创作”风行时,领着于是之、梅阡创作的,用来号召正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的老百姓扎紧裤腰带。

    曹禺不是不明白。1956年,他在谈《家》的改编时说:“写剧本不应该老是被政治概念拖着走。”

    在蓝天野眼里,曹禺是一个带点孩子气的、很天真的人。万方说,父亲天然有一种对人的兴趣,哪怕坐在轮椅上被推进公园,他也在观看来来往往的人,留意他们的穿衣说话,留意他们的关系。女儿万昭说,父亲是一个很感性的作家,他这个人就是一团感情,但他的感情总是容易受周遭环境的影响。

    他在“文革”期间的表态文章被剧作家沙叶新归入“表态文化”。殊不知当年他每每过不了关,不得不从《红旗》杂志上抄口号,把自己骂得不是人了才算过场,回到家里难受得直抽自己嘴巴。

   “文革”好像一幕10年大戏,演着演着也就演完了。其间,老舍投了湖,焦菊隐的骨灰装进了一个7块钱的骨灰盒,66岁的曹禺重回人艺,担任院长。他对人艺、对舞台还是一往情深:“我是爱这个剧院的。因为我和一些老同志在这个剧院天地里,翻滚了30年……戏演完了,人散了,我甚至爱那空空的舞台。”只是他的生活已被置换、抽空。

    费尽心力写不出东西

    复出后,曹禺的社会活动非常多,每次回到家,就只剩下疲倦和沮丧。他对女儿说,我知道写不出来,我用社会活动来填补痛苦。

    上世纪80年代末,曹禺决心抛开诸多应酬,找回原来那个自己。他把自己关在上海的寓所里,重拾起解放前未完成的剧作《桥》。他给女儿写信谈,找人谈,费了很大的心力,常常夜里醒来趴在那里想写下去,可总有那么多想不通的关、过不去的坎,最后,心气越来越弱,终于没能写成。

    万方在父亲身后整理遗稿时,看到了这一时期曹禺留下的大量剧本大纲和对白残篇,它们大多只在稿纸上开了一个头。万方说,文学创作完全是依靠人的生命,如果生命被扭曲,很难写出东西。父亲那时常对她说:“我觉得我不知道被一种什么无形的东西锢得这么紧,总是放不开。”

    万方看着晚年的父亲依赖安眠药寻求安宁。有一天清早醒来,她看到父亲满面是血,玻璃碴子插在头发里,样子骇人。在药物的作用下,他夜里昏昏沉沉一头撞上书橱,自己却浑然不觉。那段时间,曹禺枕边总放着一本《托尔斯泰评传》。有时,他读着读着突然撒手,嚷嚷起来:“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

    她时常被父亲房里突然爆出的一串呼喊惊醒:“小方子!我要跳下去!我为什么要这样活着,每天用嘴活着!托尔斯泰那么大岁数还要离家出走,我也要走!”第二天早晨醒来,他又怏怏自嘲,“就我,还想成托尔斯泰?”

    病榻上的曹禺在心境灰暗时,会找来弘一法师的书,翻到其中一页,念给万方听:“水月不真,惟有虚影,人亦如是,终莫之领。”他放下书本,静一静说,“这是另一个世界,和马克思的世界不一样,和资本主义世界也不一样。你觉得如何?”

    美国剧作家米勒眼中的曹禺

    我们今天到曹禺的住处吃午饭。曹禺总是热情洋溢,好像总要惊叹或过度赞扬某件事物。他从书架上拿下一本收藏的画册,里面是装裱的信纸,即使我这样的外行也能看出来,那上面的书法十分漂亮。这是他的老友、大画家黄永玉的来信,曹禺为我们逐字逐句地念。

    他对我和英奇、英若诚和吴世良,以及他的两个小女儿读着这些尖锐无情的批评,神情激动。这情景真是令人难以忍受。我坐在他旁边的摇椅里;英若诚坐在他的另一侧,翻译出每一页横排的龙飞凤舞的八行字。每一行,都在宣判着他的艺术生命的死亡。热情的问候之后,紧跟着对已逝才华的惋惜。我一时觉得这是个笑话,是一种中国式的智慧,在最后一秒钟把残酷转为优雅的嘲讽,变成鼓励的假设。这封信很长,曹禺感激而恭敬地把它装裱、收藏起来,又把它读给大家听,他这样做时到底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情?

    ……

    曹禺的英语虽然生疏了,但是仍然能用。他有时想帮助英若诚翻译,却被后者更正。他击打着扶手,对每一句都赞叹不已。结束的时候,矮个儿的曹禺手指着这本画册喊道:“实话!这才是好朋友应当做的!千真万确!”他离我很近,我看见他眼含泪水,目光炽烈。(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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