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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根源与背景(转载)  

2015-06-11 20:56:08|  分类: 文化常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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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根源与背景(转载) - bzwenxinjiayuan - 温馨家园的博客




             任何文化的产生都有一定的背景。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是民族所处的地理境、所从事的物质生存方式、所建立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多样性造成的。地理环境对人类早期文化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不同的自然条件的影响会形成不同类型的文化;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的组织制度状况制约着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直接造成一个民族在宗教、道德、法律、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差异。
  
  就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背景看,地理环境是一个极有回旋余地的半封闭的暖温带大陆型国家;经济基础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组织是血缘宗法制。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根基,决定了中国文化的类型,使中国文化独具特色。
  
  一、中国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能给人类文化的创造提供物质材料,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文化的发展趋向和类型。
  
  中国地处亚洲东部,是一块半封闭的大陆。亚洲大陆以帕米尔高原为界,东部为我国的新疆和河西走廊地区,尽管汉代已经形成丝绸之路沟通西域,但中国和西亚的联系仍受到沙漠戈壁和山路的制约;西部是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交往受到横断山脉的大江大河与热带丛林的阻碍;北部地区从黑龙江沿海到东南沿海的海岸线长达两万余公里。中国尽管从唐宋以后形成了比较发达的海上交通,但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并没有因此使中华民族向海洋纵深发展。总之,中国这种三面环陆、一面临海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中华民族与外部世界的相对隔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首先,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延续很重要。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是北半球的温带地区,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因此,中国很早就产生了农业文明,并形成了一整套相对完善的人文哲学思想。由于相对封闭,再加上这块土地的富饶,使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中国人很少为了生存而走上海外殖民掠夺的道路,因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相对温和的性格和缺少竞争的性格。正如梁启超所说:“以地理不便,故无交通,无交通故无竞争,无竞争故无进步。亚洲所以弱于欧洲,其大原在是。”①
  
  梁启超的看法尽管有失之偏颇的地方,但也说明了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多次出现过人类文明因异族入侵而中断的情况。但综观中国的文明历史,由于这种半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国文化几乎没有中断过。相反,周边的少数民族在入主中原后,常常被中原文明所融化。这也是中国文化历经数千年、持续至今的原因之一。
  
  其次,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中国文化的自发性和独立性。半封闭的状态,使中国文化不会因为异族的入侵而中断,从而使整个民族在坚持、保留自己的文化方面要坚决得多;也正是因为活动范围有限以及在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方面的局限,铸造了中国人独具风格的世界观念和文化心理,形成了中国古代特有的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相比较而言,正由于这样的地理环境,使中国人更加注重自己的传统文化。
  
  最后,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和内陆性的特点,使得中国人对外部的世界知之较少,从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我们可以从中国所绘的地图中得到很好的验证。不可否认,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政治、经济、文化都比周围的地区先进,这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华夏中心主义的观念,使人误认为天下只有华夏民族及其周围的蛮夷部落,把“天下”作为中国的代名词。“中国”一词,正是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富于尊严感的“自我意识”。
  
  二、中国文化形成的经济基础
  
  文化总是与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原因也正在于中国几千年来始终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
  
  从人类文明的历史看,“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①早期农业水平越高,文明程度也越高。这是因为,只有当社会生产出多余的食物,才有可能从人群中分化出一部分从事非生产性活动的文化人,去进行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创造。因此,“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②|.
  
  中国早在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农业文明的痕迹,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华东沿海的河姆渡文化、江汉流域的新时期文化等等,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小米文化”和“水稻文化”。正是由于黄河流域比较高水平的农业,从而使黄河流域形成了中国上古时代的政治、经济和人文中心。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文明逐渐向长江流域扩展。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统治地位。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是农业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其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自给自足,但也有很少量的交换。实际上早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在农业、家庭手工业、官府手工业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独立自由”的手工业者与商人。秦代大一统帝国形成后,由于度量衡、货币、文字等的统一,更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比较繁华的都市。唐宋两代的商业城市更加繁华,并在北宋时期首次出现了工商业的行会组织。明清两代,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加速了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出现了相当规模的手工业作坊和工场。在江南的有些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早期萌芽。然而,在漫长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商品经济始终没有能够占据统治地位,一直作为自然经济的附属存在。其主要原因是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
  
  中国文化是从农业经济的土壤中生长并发育起来的,以农业经济为主于的中国封建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农业经济培养了中国人因循守旧、乐天知命的性格和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美德。农业经济最显著的特点是对自然条件有很强的依赖性。中国社会很早就形成的“天人合一”、“天人协调”的哲学观念,就是中国人依赖自然、被动地适应自然的一种表现。从事农业生产,既要靠人的努力,也要靠天的配合,风调雨顺则五谷丰登,发生灾情则生活无着。所以,对自然条件的依赖养成了中国人乐天知命的特性。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中,在农业劳动力与土地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下,农民生活在一种区域性的小社会,与外部世界几乎处于隔绝状态。因此,农民从生到死都在这片土地上,日出而耕,日落而息,往复循环。这样的生产生活方式,既’培养了中国人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美德;又养成了农民因循守旧、不图进取、安于现状、知足常乐的心理和性格。
  
  其次,农业经济培养了中国人的务实精神。农民在农业劳动过程中领悟到一条朴实的道理:说空话无济于事,踏实做事必有所获。正如章太炎所说:“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验。”①因此他们很少去关心人世之外的事情,更关心现实生活,这也是中国没有出现如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狂热的原因之一。在欧洲中世纪十分黑暗的时期,正是中国人的这种务实精神创造了世界上最辉煌、最灿烂的封建文化;也正是因为过于注重实用知识,又使中国人缺少对科学理论的热情。
  
  再次,农业经济造成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农民固守在土地上,这既是农民自身的要求,也是统治阶级统治农民的需要。因此,农民对人际关系的要求是:相安无事,互帮互助,人际和谐,各人平安。在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上,他们所希望的也是与外族的和平共处。中国古代一直拥有强大的军队,纵使这些军队强大得足以征服世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也主要是用这些军队进行防御,长城就是这一政策的生动体现。这与中亚、西亚多次崛起的游牧民族以军事征服、战争为荣耀的心理形成鲜明的对比。从中国历史上看,以汉族为主的中原农业民族对西北草原地区游牧民族的侵扰基本上都采取了防御政策;为求得与西北草原地区游牧民族的和平共处,还采用过“怀柔”政策,主要形式有和亲、会盟等。显然,这与西方民族主张战争、征服世界也有着很大的不同。正如陈独秀所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英吉利人以鲜血取得世界之霸权,德意志人以鲜血造成今日之荣誉……”
  
  最后,农业经济造成了政治观念的独特。一方面,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确立与农业经济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封建社会的村落和城镇既雷同又分散,并且缺少商品交换。彼此联系的松散,使农民对高高在上的集权体制自然会产生崇拜。中国封建社会的集权政体和统治思想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这也成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延续两千多年而没有中断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农业经济造就了中国社会的“重农耕”思想和“重民”思想。中国封建社会始终以农业立国,农业始终被放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首位,农业的兴旺与衰落一直是衡量中国历代王朝统治是否稳定的重要标志。正是由于把农业放在社会生活的首位,因此封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就是农民的安居乐业。农民安居乐业,农业生产才能稳定有序,封建统治者才能稳定统治;如果农民无法维持生计,甚至民怨沸腾,封建社会的大厦就会倾斜。因此,“重民”思想便自然产生,而且成为区别于西方政治观念的重要方面。我们之所以能看到中国古代许多知识分子以“忧国忧民”为己任,以规劝封建统治者处理好君民关系为目标,其原因就在于此。因此,“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等民本思想成为中国农业社会的传统政治思想观念。这种民本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
  
  总之,农业经济赋予我们这个民族太多的特征。我们今天所从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能不带有这种农业文明的痕迹。
  
  三、中国文化形成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结构
  
  任何文化都有其特定的生长土壤,都与一定的社会结构相联系。我们在分析了中国文化产生的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再来论述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结构。
  
  1.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社会背景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论是朝代演变、政权更迭,或者是内乱纷争、外族入侵,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始终是历史的主流。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和整体性,是中国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大背景,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历史,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发端到确立的历史。秦的统一,是中华民族初步形成统一的多民族的开端,它所实行的巩固统一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措施,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汉代沿用秦制,全面继承秦朝的国家基本制度和思想文化,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进入了动荡不安的分裂时期,同时也是民族大融合的时期。隋唐是我国历史上的繁荣和鼎盛时期,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文化的繁荣时期。五代十国、辽、宋、夏、金、元时期,中国历史再度出现分裂,民族融合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元朝的统一,促进了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最终确立了我国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现着统一性和多元性的特征。
  
  2.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政治结构
  
  文化是一种人类现象,而人类只有组成一定的社会结构,方能创造并发展文化。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结构的特点是血缘宗法制度,在血缘宗法制度的演变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无不带有这一制度的痕迹。
  
  所谓血缘宗法制度,就是以血缘关系的远近亲疏来区别高低贵贱的法规准则。宗法制源于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公社成员间的血缘联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种自然形成的血缘关系,不断地被强化延伸,以至于上升演变为一种制度——血缘宗法制度。
  
  作为一种庞大、复杂却又井然有序的血缘政治社会构造体系,血缘宗法制是在古代社会宗族普遍存在的基础上形成的。宗法制的实质在于族长对整个宗族或成员实行家长式的统治。这一制度绵延数千年不变,从而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基本特征。这种权力机构的特殊性在于上与国家权力相结合,下与每个宗族成员相联系。
  
  宗法制孕育于商代,定型于西周。宗法制规定,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天子”,是天帝的长子,奉天承运,治理天下土地臣民。从政治关系而论,天子是天下共主;从宗法关系而论,天子是天下大宗。“天子”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保持大宗地位。嫡系非长子和庶子则被封为诸侯,他们相对天子为小宗,但在各自封侯的地区又为大宗,其位由嫡长子继承,其余的儿子封卿大夫。卿大夫以下,大、小宗关系依据上例。由此可以看出宗法制的基本内容为:长子继承制、分封制、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等。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了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废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实行了空前统一的社会政治结构。这种社会政治结构,对血缘宗法制度产生了重大冲击,但宗法制的某些基本特征,如皇位的嫡长子世袭制、贵族名位世袭制、父权家长制,以及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等紧密联系和相互渗透等等,仍继续影响着中国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深远。
  
  其一,中国人的血缘观念及家族观念十分浓厚。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每个社会成员都不可能脱离这种血缘宗法实体而独立。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首先必须维护家族的稳定。就统治者方面来说,只有妥善地处理好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才能使权利和财产的继承有章可循;就被统治者来说,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是在家长的带领下进行,也只有使家属成员和睦相处,尊长爱幼,才能保持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因此,历朝历代上至皇族宗室,下至平民百姓都是以这种血缘宗法关系作为巩固统治和维系家族稳定的支柱和根本。这一点,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血缘观念。血亲关系是中国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亲族圈”是中国人交往的重要网络。因此,在宗法制度下,也就有了以宗法为经的人伦道德,家族在传统道德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家族宗法伦理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础和核心。
  
  其二,在宗法制度的约束下,中国文化表现为崇拜祖先、注重族系延续的特点。中国文化中有天、地、君、亲、师五尊,其中以“亲”最为现实,其他四尊都可以从尊“亲”一条得到理解。在中国文化中,先祖、双亲最受尊敬;祭祖、“孝亲”文化在中国文化整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正是由于宗法制度造成的对祖先的崇拜,使中国人崇拜救世主。家族供奉的是天、地、君、亲、师五尊,而不是上帝或佛祖。不但如此,宗法制度还促使传人中国的佛教仿照世俗宗法的继承关系,建立一整套法嗣制度和寺院财产继承法规。各个宗派的师徒关系,犹如中国世俗的父子关系,代代相传,形成世袭的传法系统。
  
  在政治权利和经济产权的继承上,宗法制度普遍遵循父系单系世袭原则,完全排斥女性成员的继承地位,因此,中国人注重家族的延续,常以家族兴旺、子孙众多为荣耀,以无后、断子绝孙为大不孝。由于注重宗族的延续和繁衍,所以才产生颇具中国特色的父母之命的婚姻,以及多子多福的思想观念和休妻、纳妾等一系列文化现象。
  
  其三,族权与政权结合,形成“家国同构”、“君父一体”。族权在宣扬纲常名教、执行礼法、维护宗法专制秩序方面,与国家政权的目标一致;国家政权也以家族精神统驭臣民。因此,在宗法制度下,个人被纳入宗法集体中,个体的人必须服从宗法团体;个人的自由,不论是经济活动的自由还是生活方式的自由,都要严格地受宗法集体限制。这样便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带有群体意识的特征。这样的宗法制度.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紧密关系,维护了尊老爱幼、夫妻相敬、兄弟相亲的家庭美德,从而对中国社会的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个性和创新精神。
  
  从表面上看,这种占据传统伦理道德核心地位的宗法伦理体现的是人际关系的平等原则,但实际上却是严格的等级尊卑制。传统家庭按照宗法原则规定了人的等级差别,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社会等级秩序僵化为不可改变的模式,人与人从根本上而言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
  
  其四,宗法制度培养了中国人很重传统的观念。宗法观念强调敬祖宗、孝父母,其中自然包括对祖宗、父母所创造的事业、所立家训的尊重。做不到则被看作是祖先的不肖子孙;能遵守祖训则被誉为孝子贤孙。久而久之,传统成了真理的化身。这种对传统的极为敬重,从积极的角度看,有利于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延续;从消极方面来看,造成了中国人相对保守,厚古薄今,’不利于人的进取和创新精神的发扬。
  
  总之,血缘宗法关系或宗法思想意识,存在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的诸多领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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